子弹是赫塔送去的第一份礼物 (4 / 13)

        埃里希·克莱茨无法撒谎，唯有面对丑陋的真相：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俘虏，主动脱下衣服，恳求敌国军官的垂青。他不是被迫的，他有一个“不是选择的选择”，他是自愿的。男人最擅长审判，男人最擅长指责，埃里希是男人，是军人，他最清楚人们会如何辱骂他的怯懦。

        历史上有无数的女人曾面对过相似的选择，只是情况更糟，年龄更小。男人们，历史学家，哲学家，画家，作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还有导演和记者，用纸笔，用印刷机打字机，用胶卷镜头，一次又一次怀着亵玩的恶意和性欲重演她们的耻辱和苦痛。我始终相信那些故事只是借着历史的名义冠冕堂皇，如果你撕碎男人谱写的道德篇章，怎么可能看不到字字泣血的绝望？

        母亲曾告诉我女人是柳絮，是梨花，轻盈美丽又洁白，年幼时尚能附树而生，成熟后便要随风飘扬，稍有不慎便会被卷入汹涌的漩涡，死无葬身之所。母亲收拾着沾染我初潮床单，喋喋不休，淳淳教导，你要找一个丈夫，比如你的表哥，他大你十岁有多，家里有两匹马和一只跛腿的母牛。赫塔，你必须结婚，你必须成为某个男人的女儿，妻子，或是母亲，否则你无法存活。这个世界注定无法允许女人独自行走。

        一个人，一个女人，从出生到死亡，每时每刻不是在听就是在传颂这句真理，以母亲，教师，好友的身份苦口婆心，恐吓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生都在接受你无法自己存活的教育里。你怎么能妄加指责她委身于敌人，习惯性的向另一个男人寻求庇护和依靠。我们都曾发誓一旦被俘虏就要自尽，可我绝不敢审判那个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和卡扎罗斯人“苟且”的农妇。因为我不曾是母亲，我不曾看着我怀胎十月的孩子高烧不退却无能为力，因为我不曾处在她的境地。

        第一次领圣体时我跪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身边是和我吸吮过同一个母亲，同样一身白衣，满脸欣喜的萨沙－－她在三个月后被前来和我见面的表哥看中，并在次年的冬天死于产后风寒。我的眼睛扫过每一个圣人，女人寥寥无几，都如母亲所说，是某个男圣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都是处女，甚至一辈子没见过男人。她们大多死的惨烈，被脱光衣服，割去双乳，饱受羞辱，以至于那一张张温柔美丽而顺服的脸竟显得有些可悲可笑。为什么不复仇？为什么不愤怒？为什么永远微笑慈悲，随时可以原谅？难道那金灿灿照亮面庞的光环竟是枷锁，让她们永远保持这幅平和怜惜的模样，将惩罚的力量和资格全权交给上帝。

        我从来都不喜欢教堂。我在主日学校问神父为什么圣阿加莎被公开处刑，割去双乳，却不曾有一个男圣人受过同样的羞辱。神父恼羞成怒，说我是个必将下地狱的蠢丫头。我看着教堂血淋淋的圣像和总督手里阿加莎的乳房，感到一阵恶寒。他们叫她圣人，叫她西西里的阿加莎，说她是被强奸少女和乳房的守护圣人，实则也从她的受难中得到某种变态而猎奇的快感。罗马人审判基督徒，基督徒审判女巫，卡扎罗斯人审判妓女，审判破坏种族纯洁性的不庄重的母亲，米嘉斯人审判和卡扎罗斯人有私情的女人，次次都以正义之名，次次都演变成一场歇斯底里，游街羞辱的狂欢。我真该感谢现在新政府里多了不少女官员，才叫情况没那么恶劣。我受够了，受够了总要用女人的裸体作为故事的脚注和香料，把我们的记忆烹饪成面目全非的菜肴供给贪婪的男人享用，加一点羞辱，加一点艳情，加一点美丽的容颜，加一点戏剧化的改编，历史将变得多么顺滑入口。每个人都好奇我们是否被强奸过，是否和哪个男兵有过一段香艳的情史，可答案是与否与他们何干？来采访我们的记者想要娜塔莎详细的讲述她被俘虏后的经历，似乎不愿相信她没经历过凌辱。他问柳鲍芙勇敢参军是否是为了给死去的丈夫复仇。没有丈夫？男友？恋人？哥哥？弟弟？父亲？他问贝卡是否更喜欢高跟鞋，你说我们应该把军装像南部联邦那样设计，下面换成裙子，更能体现米嘉斯女人的优雅。他问卡季卡是否晕血，还默认她是在妇产科工作。

        那天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恰尔洛夫小姐，他转头看向我。

        是恰尔洛夫中尉，我努力不骂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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