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X别变成命运 (2 / 14)
敏思基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不让女人工作，她们就会到处乱晃，祖国正是欣欣向荣重建之时，怎么能容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行为。到处窜的年轻女人是不稳定因素，没有工作的她们陷入贫穷，很快就会做起皮肉生意，想过去占领起和海港的妓女一样，毁了这个社会好不容易修复了一点的道德。至于为什么要开清楚对单身女性的生育歧视呢，敏思基再次将它翻译成对社会道德的保护。“有的女人，很好的姑娘，在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忍心这么做的姑娘，在战争期间被残忍的强暴，可怜的孩子，她不敢带着敌人的血脉活下去？为了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母亲教导的虔诚，她选择放弃他，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该被惩罚的。当然，有些格外勇敢的女人，她有信心把孩子养大，她很聪明，知道血脉不重要，孩子在她的教育下可以成为一个体面尽责的米加斯公民。她愿意为祖国的未来承担风险，这样的英雄，我们怎么不抛弃？更何况，我相信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好女人在体会到当母亲的骄傲和荣誉后，会满怀期待的和宽容的丈夫一起迎接新的生命。”
柳鲍芙说他讲的话是可以填满整个拉瑙卡厕所的大便。
敏思基脑子里的女人像个空虚的圣洁幻影，她勇敢勤劳，贞洁诚实，同时散发着母性的光辉。但她没有脑子，从不为自己思考，只知道丈夫，孩子和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满足外界对自己的所有期待。这些政策，至少我们希望，只有一个目的：女人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是拥有无限潜力的生命，绝不仅仅是下一代的载体。我野心勃勃，坚韧勇敢的祖国母亲需要新生命，但她同样需要她的女儿们的信任和爱。我们是未来的缔造者，不是旁观者。我们曾站在卫国的最前方，如今也不会像过去画报里宣传的那样，甘心站在丈夫和儿子身后，满脸欣慰的目送他们走进属于我们的明天。
目前来看一切都很不错，不仅重建速度和质量达到预期，女性就业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四以农牧业为主的边远地区女性暂时未被记入其中。连生育率也超过目标百分之十二。卡季卡感慨说短短三十多年前，女性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四，且不能参与大多数工作。就连少数几个像她这样的女医生薪水也不过男人的四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
“战争凝结的姐妹会”，女性史学家将这样称呼我们。而敏思基敬重的国立大学历史教授则会酸涩的讽刺我们为“战争投机者”。
说回到瓦尔塔扩张。拉瑙卡和周边城市一共大大小小五个改造中心。分别是洛兹劳动营，莱维夫劳动营，第三政治改造中心，瓦尔塔，和一个我老是记不住名字的少年矫正院。为了方便管理，在其他城市的重建工作完成的七七八八之后，政府开始逐渐将战俘遣送到瓦耳塔里。这样的规定蕴含着若有若无，甚至带着诗意的残忍。他们不断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米加斯的土地上，却离故乡越来越远。我们从不曾许诺任何事儿，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服够他刑期的十分之一，随着大部队北迁，一场绝望悲哀的死亡长征开始上演。
他们排成四列，因为天气越来越冷被特许在囚服外裹上洗的破烂的军装，幸运儿甚至能弄到一块儿布裹住脸，御寒也遮羞。米加斯的军官骑马，机动部队搬出摩托和装甲车，甚至还有四辆坦克，像仪仗队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向瓦耳塔。根据礼仪手册上要求，排头的是礼仪官，军乐队和执旗手，紧随其后的指挥官骑在马上，闪亮的军靴咔哒作响。通常一个监狱部队会有三到四面旗帜，分别是米加斯国旗，监狱指挥官的部队旗帜，拉瑙卡地方旗帜和某个打败过这些俘虏的军队旗帜。负责押送的军官用鹰隼的眼睛紧紧盯住部队里每一个战俘，时不时用鞭子在空气中打出音暴。这是一场胜利庆典，路边挤满围观的群众，孩子骑在母亲脖子上翘首以盼，人们甚至会随着音乐打拍子，急不可耐的想从侵略者如今狼狈的模样里寻点乐子。第三政治改造营喜欢收藏老旧版画的政治委员纳敏·丘里耶娃甚至别出心裁的将一个中年战俘拴在马边游街示众。他是个孱弱的蓝眼睛男人，金发白了大半儿，头低垂，下巴顶着胸口，双手和脖子被铁链连在一起，被迫保持着半举手的姿势，因为赤足被磨出鲜血而步履蹒跚。男人的臀部光滑白皙，后背却布满累累鞭痕，连脚踝也带了重铐，比肤色略深的疲软阴茎随着动作在两腿间毫无气派的晃动，像被绞死的宪兵尸体－－和所有政治犯一样，他也被割去包皮。战俘两腿和胸口脊背一片污秽，有尿液也有愤怒的路人投掷的泥巴，在血的助力下凝结成可悲的痕迹。这场游行对他来说一定分外耻辱，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双手张开的姿势，笨拙地想用修长的手指遮住自己的面孔。然而镣铐太紧，他只能寄希望于被留到颧骨的刘海和因此努力把头低下去，即便项圈会叫他窒息充血。丘里耶娃很懂如何满足民众的期待。她让马走得很慢，时不时用力一拽，让囚犯猝不及防的仰起头，痛苦地向前倾。这一戏剧化的举动不仅引起民众的喝彩，还满足了拉瑙卡地方日报记者瓦西里·尼诺夫先生贪婪的镜头。他抓拍到囚犯完整的，写满痛苦的脸，占据大半个报纸版面，配文则是一个巧妙的双关“小看米加斯的路德维希·温特输的脸底裤都不剩”。卡扎罗斯的温特长官大人曾在占领期间担任了数年的拉瑙卡执行市长，凭借那张优雅漂亮的脸和好大喜功的恼人个性引起诸多不满。他最有名的照片大约是在初来拉瑙卡冬天，他像好战的公爵一样披着昂贵的毛皮大衣，上面缀满镶有宝石的珐琅徽章，胸前斜挂着一条花纹繁琐的蓝色绶带。身下的黑色的坐骑也被打扮成差不多的模样，笼头上装点蓝色缎带，黑色毛皮油光水滑，和从两侧垂下的军靴融为一体。“玩偶市长”，拉瑙卡人私下里讽刺他。那时的温特风光无限，要求整个拉瑙卡的居民都被驱赶到路边，在瑟瑟寒风中欢迎他们新的主人。现在他走在同样的路上，只是换了身份，再也无法抬起头用下巴看人，而是如丧家之犬一样夹起尾巴，冻的鼻涕都要流到嘴唇。
没有什么比看到敌人的惨状更让人确定自己的胜利了。我想这就是大多死刑判决都在把战犯吓尿之后被改成终身监禁的原因，他们要成为活的丰碑和纪念，关于战俘的每一条消息消息都是打在卡扎罗斯脊背上响亮的鞭子和送给米加斯的喝彩。我们赢了，彻彻底底的赢了，纵是伤痕累累，也让对方付出惨痛代价。诚然，敏思基那样的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会质疑我们的做法，认为我们实在太过残忍。然而就像敏思基从不考虑自己丰厚的薪水到底从何而来一样，大多是反对者在意识到战俘作为免费劳动力到底能为经济复苏做吃怎样的贡献后都会选择沉默。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两个问题，一，该如何让劳动力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劳动力”。二，如何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反抗。
海因里希·莫里茨将军同样得到了不容小觑的展示平台。在一众卡扎罗斯军官里他长相并不突出，只是个削肩膀的瘦小黑发男人，几乎被厚重的冬季制服淹没，除了那双锐利的蓝眼睛，比起将军更像职员或是教师。不难想象在军国思想和男性主导的卡扎罗斯他所遭受的调侃。就像女人为了得到认可不得不付出男人数倍的努力，莫里茨为了弥补自己“不够阳刚”的外貌，必须比其他人在战术上更加极端。他从不退却，直接处死逃兵，即便敌方有压倒性的优势也下令残余部队顶着炮火冲锋，用手枪跟坦克对抗，甚至多次指示部下进行自杀式袭击。这种疯狂的作风另埃里希也不得不在敬佩之余感叹还好没直接在莫里茨的指挥下工作。他没什么架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结果主义者，比起埃里希更像恩斯特，认为军容军纪都是其次，重点是胜利。“托特豪瑟的赌徒”，在成功奇袭拉瑙卡后，莫里茨赢得了这个半是夸赞半是调侃的绰号。他是那样的忠心耿耿，如果不是因为副官的临时反水，一定会以身殉国。谢瓦尔德绘声绘色的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嘴里塞着手帕，双手双脚被铁丝和麻绳捆的结结实实，塞进麻袋里像包货物一样被投降的副官丢进指挥部。米加斯的军人没有第一时间给他解开，而是任由他被折磨的小便失禁，肌肉筋挛，濒临截肢才大发慈悲的松绑。他因此落下不良于行的毛病，更显凄楚。为了方便运输，当然也为了羞辱这个落到自己手里的敌人，士兵们给莫里茨找来一个狼犬的笼子，里面铺了稻草破棉被。莫里茨无法站直或躺下，只能依笼而坐，用棉被围住伤腿，萎靡不振的随着木架医疗车的颠簸左右晃动，直到头发被雪水打湿开始发卷。
我有时会好奇当初同样残疾的埃里希是不是也被帕罗亚的姑娘们用同样的方式摆弄的。我从未问过埃里希或是穆勒，只是暗示谢瓦尔德和我分享。她告诉我被轮奸后的穆勒如何安慰痛不欲生的长官，毫无说服力的劝慰埃里希不需要为他担心。从谢瓦尔德口中我确认穆勒撒谎了，光是红色管弦乐团里操过他的女人就不止十一个。在军需车的斗篷下，和几个被俘虏的军医一起，穆勒每晚为敌人张开双腿或是撅起屁股。谢瓦尔德描绘出的押送场景凄惨又淫乱，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几个一丝不挂，只在肩上披外套的战俘步履蹒跚的穿梭于帐篷之前，不断重复着跪下和翻身的姿势。帕罗亚人用鞭子和手枪戳弄他们柔软的身体，很快战俘就不再反抗，开始呆滞的扮演起军伎和发泄品的角色。他们的脸在强奸时被按下去，有泥土也有干涸的血沫，眼睑下方却有两道被泪水冲刷干净的白色纹路，一直延伸到唇边。尊严和荣誉没有任何意义，战俘唯一需要的是食物，香烟和残酒。只有穆勒，他无所不用其极，主动和其他战俘做爱来给军官取乐，一切只为保护长官的清白。每天早晚他都会去探望被囚禁在医疗车里的埃里希，给他带去珍惜的食物和能找到的最干净的水，努力帮埃里希维持整洁。埃里希挨过揍也挨过骂，但总归始终穿着裤子。而穆勒呢，金发蓝眼的美人儿穆勒，他在押送途中被彻底打破了，碎片围绕在埃里希四周，形成道仪式性的庇护圈。然而真正让埃里希免受轮奸厄运的原因是他的脸色实在过于难看，白的毫无血色，咳的衣领都是鲜血，谢瓦尔德一度怀疑他得了伤寒，应该被就地处死。如果不是穆勒用生命保证他只是虚弱，绝对没有传染病，且身居高位，死亡是帕罗亚人的损失，埃里希现在应该已经化成一摊白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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